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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读后感三

王二最近在读一本不错的书,它系统地、理论化的阐述了人情、面子以及中国式的人际关系

《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之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作者提到:在情理社会中,人情的运作期待的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里面还有许多非(直接)利益上的考虑。直接利益最大化是以“理性人”和“经济人”为假设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而以“性情中人”和“社会人”为假设的社会追求的是另种目标。

比较理性人和性情人这两种假设的不同点,作者发现,经济人所要的最大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它从一个人的精力、技能和资本的投入中就可以预计获得多少回报;情理社会中的人情往来虽能预期应该会得到回报(这是理的含义),否则这在伦理和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可复杂性在于,一个人无论如何投入,也不能预计会获得多少回报(这是情的含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情理社会的人虽不直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不能把人情交换理解成非理性,以为他们的人情交换中没有利益。其实,人情交换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比用理性预算出来的结果更大,也比赤裸裸(没有人情味)的利益谈判好处更多。否则中国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人情投资便没有必要。当然由于它不可预计,也不排除得到回报较小或一无所获的可能。中国社会中的人情交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人们在根本上认为“情义”是无价的(但也可以根据情况定价),中国人不希望就事论事,而希望受惠者能理解这一件事的意味和用心,回报也不过是一种心意而已,而不能被理解成一般性的交易。

从理性上讲,资源交易总是倾向于最终能够在价值上得到衡量,甚至于诉诸法律来解决,包括精神赔偿费、人身保险费等都可以换算成价格。但人情来往上的互惠失败,却不是通过什么赔偿费来解决的。比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背信弃义,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这些行同价格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人认为生活中有些东西是不能以价格来计算的,只能诉诸道德或生命来解决,以便让这个无情无义的人在舆论和道德谴责中一辈子感到良心不安,丢一辈子的脸。

另外,作者提到: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感恩戴德型”的,即某人在遇到危难或紧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这在人情交往中属于“恩情”的范畴,对此困难提供帮助的人叫做“恩人”。另一种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型”的,通常叫“送人情”。“送人情”的功能会导致接受的对方有亏欠或愧疚(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讲的“不好意思”)感,造成双方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结果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回报对方。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型,也就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或过节时的送礼行为,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

大体说来,中国人如此看重人情是因为人情可以给个人生活带来正向便利和改变,比如个人的成长和发迹、家族的兴旺和发达等都需要人情来打点和疏通。其中扯不清的就是人情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权力被理解为(或被赋予)可以在一特定位置上对其所管辖资源做任意控制和分配。在日程生活中,由于和掌权者有扯不清的人情关系,会导致掌权者义务性地介入某些事情,因此就可能在这些事情上获得权利的转让,从而实现权利的再生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人情和面子同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如果一个人做的事业符合家族众人的期待,那么他不但自己感到非常荣耀,他的家人也会为他感到骄傲,并因此能分享他的荣誉和资源。

中国台湾社会学家文崇一也提到过:“有权的人,除了自己享受特权外,还会把权力分享给关系密切的家族和姻亲,由近及远;家族和姻亲也会联合起来分享权力,或要求分享权力。这已经变成一种习俗或社会规范,因为有些法律条文也承认这种分赃式的瓜分权力。这种透过家族和姻亲关系获取或保障既得利益的手段,是权力关系中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形叫做裙带关系。中国人做了官或发了财,如果不给亲戚朋友一点好处,那才叫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私交和交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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